于是在这项买卖正式生效之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在1719年1月23日宣布将许内勒贝格与瓦杜兹合并，提升地位为一个独立的小型亲王国（Fürstentu），并以其最亲近的大臣安东·弗洛里安赐名为“列支敦士登”。因而在这一天列支敦士登才真正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主权成员国。为了证明之前对于列支敦士登的购买完全是出于政治地位的需要，列支敦士登亲王在之后的120多年中没有踏足一步这块属于他们的新亲王国。 作为拿破仑战争的结果之一，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控制了神圣罗马帝国，他瓦解了帝国而这对列支敦士登产生了深远影响——帝国、法律及政治体系都瓦解了。国家不再对国境之外的任何封建贵族负有责任和义务。现代出版物则普遍（虽然不正确）地将这些事件赋予了列支敦士登的“主权”属性。实际上，当时列支敦士登亲王就和其他的宗主贵族一样仅仅对列支敦士登拥有宗主权。从1806年7月25日莱茵邦联成立直到1813年10月19日联邦解体为止，列支敦士登亲王都是他的“保护者”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仆臣。 之后不久，列支敦士登在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后恢复独立，加入新成立的德意志邦联（又译为日耳曼邦联，1815年6月20日－1866年8月24日，实际上由奥地利皇帝操控）。1868年德意志邦联瓦解，列支敦士登解散自己仅有的一支小型军队并且宣布该国将转为永久中立国，这中立地位让列支敦士登避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波及，一直持续到今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支敦士登一直与奥地利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也在战时因这关系使得该国的经济元气大损，而转而寻求与瑞士成立关税与货币同盟，1919年时更进一步将该国的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完全委由瑞士代理，组成一个中立联盟。与瑞士的这一联盟使列支敦士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中免受德国的侵略。 1938年春，在奥地利被并入纳粹德国之后不久，84岁的弗朗茨一世退位，提名其31岁的堂侄孙弗朗茨·约瑟夫二世担任他的继任者。虽然弗朗茨一世声称他是因年老而退位，但是据信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希望德国吞并列支敦士登发生在其在位期间。而他于1929年娶的妻子是一位富有的维也纳犹太女性，本地的列支敦士登纳粹当时已经将她列为反犹太人的“目标”。虽然列支敦士登没有正式的纳粹党，但是同情纳粹的运动在其全国联盟党内已经压抑了多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在保持中立的同时也是少数几个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以及第三帝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洲国家之一，并且在二战中始终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为合法政府，其位于战区的家族财产被带到列支敦士登（以及伦敦）妥善保管。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夺取了在其认为是德国领土的地区，而剥夺了列支敦士登王朝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世袭的全部土地及所有权，而直到1938年德奥合并之前列支敦士登亲王还一直居住在维也纳。列支敦士登被剥夺的主权（属于国际法庭中现代法律争议的部分）包括超过1600平方公里的农田及森林，以及许多其家族所拥有的城堡和宫殿。列支敦士登亲王现在依然对这些土地提出主权要求，要求捷克和斯洛伐克归还所占领土。也因此争议，列支敦士登公民在冷战期间被禁止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后，列支敦士登和它们之间依然互不承认。但最终列支敦士登分别于2009年7月13日和12月9日与捷克和斯洛伐克建立了外交关系。 列支敦士登在二战快要结束时，曾拒绝苏联的遣返要求而为大约500名俄罗斯解放军士兵（一支编入德意志国防军的俄罗斯投敌部队）提供政治庇护；为纪念这一事件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后施伦贝格（Hterschellenber）树立了一块俄罗斯纪念碑，同时在该国的旅行地图上也有标明。当时作出给予政治庇护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列支敦士登自身仍很贫困，为这群难民提供生活所需十分困难，而苏联的声势正如日中天。最终，阿根廷同意这些避难者前往永久定居。相比之下，英美等战胜国在奥地利执行了“严责行动”（OperationKeelhaul），将在战时曾经协助德国的苏联民众遣返母国，之后遣返对象甚至扩及为了逃离共产党掌政而离开苏联的东欧难民。被遣返的难民有极高比例是在古拉格的营区中被肃清。由于战后严峻的财政困境，列支敦士登王朝经常通过出售家族所拥有的艺术珍品来缓解，例如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国家美术馆于1967年购得的达芬奇名画《吉内薇拉·班琪》（Gevrade''Benci）。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因为其境内的低税率环境、永久中立地位与完美的居中地理位置，吸引许多欧洲企业成为避税天堂，列支敦士登变得逐渐繁荣。观光业（主要是冬季时往阿尔卑斯山区的滑雪人潮）与金融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