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至天津，游说直隶总督李鸿章，几番客套，柳原上言道：英、法、美、俄诸国，强与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
李鸿章闻听，心有戚戚焉，私谓某幕僚道：五载之前，吾即致书恩师，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与倭国睦邻友好，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
幕僚道：倭国之人，专行诡计，不可轻信。
李鸿章道：前时发逆横行，苏浙糜烂，西人胁迫，倭国不于那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
安徽巡抚英翰甚恶倭人，上疏曰：倭虽属弹丸小国，然其欺软怕硬、口是心非，吾国与其骤然交往，恐贻后患。
直隶总督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函商良久，上疏曰：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悉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