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是中国语言汉字的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几个方面能够说明其重要性。
首先它是之后数千年的读书人，解读五经的门钥匙，以字典的体例解释了书中的每一个字。
其次是字型，许慎出于严谨治学之目的，尽他当时的能力，去尽量找到每一个字最古老的形态。
其中包括了孔子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里的“蝌蚪文”；西周史籀篇里的籀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里的正篆，还有西汉尔雅、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方言；东汉滂熹篇；以及从山川上碑刻和鼎彝上的铭文。
这就为华夏文明保留下了当时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体系。
更加宝贵的，是该书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资料，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上古音研究所能够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两种第一是诗经等先秦文的押韵情况，第二就是说文的谐声。
根据先秦韵文用韵的实际情况来归纳上古韵部，所得出的结果虽然比较可靠，但是，一方面，这样归纳出来的结果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来检验，另一方面，由于上古韵文的入韵字有限，要论定每个汉字的古韵部居，光凭韵文的材料还是很不够的。
这就需要利用说文的谐声系统来加以验证和补充。
说文有七千多个形声字，可以从中分析出一千多个谐声偏旁。
同一谐声偏旁的字虽然后世读音很不相同，或声有转移，或韵有更改，或声韵俱失；但上古造字之时，读音则是相同的。
因此，说文的谐声同先秦韵文的押韵一样，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面貌，两相结合，就能够大致还原出古音的读法。
当然随着科学手段的引入，如今周至正在研究的方言，其实也是第一手的资料。
而周至认为许慎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值得任何学问的研究者所效法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思想。
首先是“博采通人”“信而有征”。
说文解字于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许慎采取的方法就是“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
咸宗成说，皆有出处，是为信；
万物咸睹，靡不兼载，是为征。
翻译过来，就是论据的准确，可信，详实，全面。
二是“闻疑见疑”，“不知盖阙”。
许慎说文解字均据旧文，如果旧文自身出现了解释上的差异，能够辨明的，就加以辨明；不能辨明的，就将之并存；如旧文所无，或有所不知，则宁愿让它空缺着，也绝不胡乱解读。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列争议，留与后人。
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科学的编纂思想体系。许慎将之定义为“本立而道生”。
先从理论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之后才能奠定其绝对崇高的地位。
第三是灵活，虽然许慎采集了许多的古字，但最终选择了“小篆”这一可以通达“古籀”的文字，为说解对象。
因为小篆能够统一涵盖五经上的全部文字，许慎在这方面先是考虑了整体的需要，只要求“通古”，而没有一味地“崇古”。
成就实在太高，因此北齐文学家颜之推评价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吾服其为书，隐栝有条理，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其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元代学者李文仲认为“处说文之先者，非说文无以明；处说文之后者，非说文无以法。”
清代文学家姚文田从古音上关注说文“古音至江左尽变，所赖以不亡者，惟说文解字一书。其于谐声之文，枝分派别，条理秩如。”
这道学风一脉相传，流传到辜家，亦是如此。
就听辜幼文说道“五点句读，那说文里多数段落，都能背诵了吧”
周至点头“十之六七。”
“好。”辜幼文用竹片拍了拍自己的掌心“解一个，庆祝的祝。”
“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周至张口就来。
“嗯，皇，皇帝的皇。”
“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冬，冬天的冬。”
周至正要开口，辜幼文将竹片举起来“去写下来。”
说文解字光背是信息不全的，因为里边还有古字的字型。
周至取过纸笔来，写下来两个奇奇怪怪的字“这个是小篆，这个是古文。冬，都宗切，仌部，小篆字型是这样，解释四時尽也。从仌，从夂。夂，古文終字。这第二个是冬的古文，古文冬，从日。”
“你觉得说文的这个说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