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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千两百八十一章 实践,扩展,丰富(1 / 2)


第1788章实践,扩展,丰富

而对于季节的区分,从甲骨文中来看,商代一年只有春、秋两季。卜辞中多有“今春”、“今秋”,也就是今年的意思,这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春种,秋收。

以春秋来表示一年,这种方法直到西周以后的诸侯国还在使用,著名的编年史《春秋》,其书名就来源于此。

但是这里的春,秋,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史书里记载可能是不一样的。

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历法,可以简称为“三正”。这三者主要区别在于岁首不同。

到了东周,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使用自己的历法成为时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举例:西周纪年,皆统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国纪年者,如《厄公簋》云“唯厄正二月初吉乙丑”。《邓公簋》云“唯邓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问题上,“唯王某年”则肯定是叙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发生下面的情况:

《春秋·隐公六年》记载:“冬,宋人取长葛。”,然而在《左传》中出现的记载却是:“秋,宋人取长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说“春,晋侯杀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现在《左传》中却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于鲁国用周历,所以《春秋》也用周历纪年。当然也不能说《左传》使用的纪年方法发生了错误,只不过它用的是夏历而已。

这就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使用不同的“三正历法”,独立纪年的现象。

这些对周至和安春佳搞的甲骨贞辞编年体系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商后青铜器而言,对于宋主任想搞的项目来说,可就非常重要了。

还是回到甲骨体系,商代的年,在甲骨文里叫做祀,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礼过完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祀来代表年。

因此历史典籍里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在甲骨文里也得到了验证,晚期卜辞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说法,只要是出现了“祀”,那就肯定是采用殷历的甲骨。

这也成了后世“年号”用法的初始,相当于“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对后世修史的的指导意义非常重大。

虽然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但是殷人的年时定义却是从冬至日开始的,因此从其观察天象、历法的周密来看,应该知道分至的,否则间月无法安排。

因此这套体系还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按干支定好套入公元几年就完事儿的,涉及到近千年的历史当中的各种偏离和修正。

周至和安春佳这套体系是基于甲骨文来搞的,如果想要实现宋主任的目标,夏朝暂时不去说它,但是周代的青铜铭文,肯定也得纳入到这套体系里边来。

之前说了,彝,是青铜礼器的通称,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叫做“彝铭”。

从商代的彝铭上看,殷商时代的历法使用的是干支、月份、时王祭祀年相结合的方法。这一纪年方法究竟属于黄帝历、颛顼历、殷历中的哪一种历法,目前还难下判断。我们本着历法和朝代相一致的大致模式,将其划定为殷历。著名的《戍嗣子鼎》中出现的纪时彝铭:“甲子……才十月又二……唯王廿祀。”这里的“唯王廿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后的第二十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再看《二祀其卣》中出现的纪时彝铭:“丙辰……才正月……唯王二祀。”这里的“唯王二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后的第二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这两段铭文的重要性在于其先后顺序,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商代纪日之法乃是先日、次月、后年。

为此,郭沫若的《殷契粹编》一书里,还特意提到过一段卜辞: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才八月,唯王八祀。

这里很典型地同时出现“岁”“年”“祀”三个字。但很显然,只有“祀”,在这里才表示历史纪年的含义。

因此,一般来说,只要彝铭中出现“唯王某祀”的记载,大多可以肯定其出自商代。

这一纪年方法到了西周时代就逐渐演变成了唯王某年、月份、月相、干支的周代纪时方法。

当然,有时月和年的顺序偶尔还是会颠倒的,有些场合,年和月甚至都被省略了。

还有就是殷人虽然崇尚鬼神,但是大规模的祭祀祖先活动却是以年为单位进行。一般其庙号会和忌日相结合。

例如某彝铭中的十二月甲子日,正是用来祭祀祖甲的。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偶然。

甲子日祭祀祖甲,则祖“甲”的得名显然和“甲”日的祭祀活动,有着直接关系。

因此甲骨文中的纪年,又可以和商王世系的活动年表参照起来了,这无疑也为贞卜编年提供了一项非常有利的侧面证据。

总体来说,商代的纪时彝铭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日干、月份、王年三者很清楚明白,至少西周纪时的彝铭中复杂的月相问题,在殷商时代还不是主流和核心。

因此周至和安春佳两人搞出来的编年体系里,就还缺乏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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