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国内也开始想办法，讨论让皿方罍能够回归的可能性。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已经有了成功案例的法律手段追讨。
但是文物追讨是一个严密的法律诉讼流程，并非如普罗大众所想象的那般轻易。
虽然我国在1970年与今年签署了两份关于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但这两份公约作为法律文书，本身也具备一定程度的缺陷：首先是追溯期限有相应限制，理论上法律只从签署日期开始生效，并不具备追溯性，也就是说，1970年签署的法律，只能约束到1970年之后的文物流失行为，对于之前流失文物，想要通过1970年条约追回是极度困难的。
其二就是法律主体的转移，虽然国家有法律规定地面和地下的文物属于国有，但这同样也在《文物保护法》生效以后才能生效，即便《文物保护法》强调了追溯前提，但也只能上追到“建国后”，也就是说，四九年是一个分水岭。
第三是公约只对签署协议的国家才生效，它不是两个“强行法”，所以约束力甚微。因此追讨中常见的现象是，在文物几经转手之后，一些国外博物馆与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为理由进行搪塞。
皿方罍既非战争掠夺流出，又非被盗流失，年代还远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流失海外，而且还几经易手，因此想要通过法律追讨，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在法律没法有效追讨的时候，文博界、企业界和收藏界还可以出手。
因此当王老爷子找到周至和林婉秋提及此事以后，两人就开始了应对之策。
首先是林婉秋发现了皿方罍曾为卢氏所收藏的证据，发现他最终是通过嘉德拍卖行将文物转手的。
而在法国有一个研究卢芹斋的专家，汉学家罗拉女士，刚好还是嘉德高级副总裁、中国瓷器与艺术品部国际主管。
而这个罗拉女士和周至在为安思远筹备佳士得四季拍卖会时，受嘉德的幕后老板贝林爵士推荐，和周至有过深切的合作。
罗拉和嘉德在港岛的分部，太古嘉德的总裁袁曙华也是闺蜜，袁曙华受过周至的大恩惠，周至不但帮助她拿下了安思远中国艺术品四季拍卖会不说，还在太古嘉德开业拍卖会上，以重金拍下张大千的泼彩代表作《巫峡云山》，创下了当天拍价之最。虽然周至没有去嘉德的可能，但双方关系一直比较融洽，几次合作都非常愉快。
现在还人情的时候到了，刚好罗拉在筹备出版《卢芹斋传》，对于嘉德保留的其文物交易中的往来信函、账目、订单、图版等史料，非常有研究，于是将那些资料都发给了周至。
周至在其中找到了皿方罍的图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芹斋当年那些商业凭证，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确凿罪证。
在这些资料所揭示的链条里，卢芹斋当时不但把握了西方博物馆与大藏家的需求，还在国内建立了一条高效率的采购偷运网络，使贩卖文物成为一个跨国生意。
别的文物都还好说，但是皿方罍从一开始流入石瑜璋手中就是存在瑕疵的，之后各地政府也一直将其列为罪犯，并对皿方罍进行追索。
虽然政府到现在已经换了几茬，新政府在法律上的约束力约束不到在旧政府里发生的犯罪行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在舆情，或者民众心里，在每一个有基本公序良俗的人的心中，都会觉得皿方罍的流出过程是存在瑕疵的，是“非法”的，或者说，是“程序错误”的。
这就和“善意获取”，存在些许的区别。
接下来就是周至拿着这些理由，找自己的那些熟人，对新田进行轮番“劝说”了。
首先就是罗拉，罗拉坦诚地告诉新田栋一，这件藏品如今看来存在未知风险，一旦它的流散过程被公之于众，哪怕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它也会被贴上“盗失文物”的标签，真正有脸面的大藏家，都会对其退避三舍，而真正有实力的大拍卖行，也会提防着对手拿这个说事儿，不敢轻易接手藏品推介。
也就是说，今后皿方罍只可能由一些名气不彰的拍卖行筹拍，而潜在买家的实力也会大打折扣。
换一个说法，那就是皿方罍的事情传开以后，这件藏品搞不好就会砸在手里，将来即便再想出手，怕也卖不上好价钱了。
接着就是藤田上场了。
藤田因为最近和四叶草公司搞出的《静嘉堂中国典籍数字图书馆》而名声大燥，不但摆脱了美术馆经营危机，还获得了一大笔收入，还赚取了偌大的名声，一时间造访者络绎不绝，连带着从中国神秘的大凉山搞来的莳绘工艺漆器和侘寂九口烧瓷器，都卖到了飞起。
他是替周至充当说客的，拐弯抹角地告诉新田栋一，如今中国搞改革开放，带起来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财主。
你看一直跟你保持联络的湘省博物馆，你提出给他们捐赠二十万美元，他们就已经心动不已了，可你还记得跟我们竞争空海书法卷轴的神秘中国藏家不？
那个中国藏家将《大日经》逼上两千三百五十万港币都还不松口，最后还是安宅先生和坂本先生动用了不少的盘外招，最后联合了岛内几家银行，才